淡水宗教發展： 十七世紀至清領時期
第一節 十七世紀至清領時期
一、基督教的發展
十七世紀初，天主教透過西班牙人對臺灣北部的殖民傳進了臺灣，這也是在臺灣北部首次出現有計畫的外來宗教宣教活動。西班牙在淡水建築城堡以及開拓教會，也以此地作為雞籠之外另一個宣教中心。西班牙殖民臺灣北部只有短短的十六年，但是在這十六年當中，前後一共有三十多位傳教士在此宣揚天主教。這十六年的努力中，改信天主教者應該不下四千位[1]。
荷蘭於1624年由安平港登陸並佔有臺灣南部，他們在南臺灣的宣教事工頗有進展，但在北部卻毫無所獲，雖有派牧師到淡水，但沒有禮拜或受洗的紀錄。鄭成功入臺後，禁止外國人在臺灣傳教，但北部荷蘭守軍尚未撤退。1665年鄭經派軍北上攻聖多明哥城，該城守軍開城投降，也結束荷蘭在臺灣北部十年的經營。之後不論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，宣教從此中斷近兩百年之久，沒能在人民心中奠定穩固的信仰基礎。在這兩百年之間，雖有零星的傳教士來到臺灣，但受制於時局而沒有太大的作用。
清政府於咸豐十年(1860)與英國政府簽定了「中英天津條約」，其中規定增開臺灣為通商口岸之一，也因此開放了淡水、雞籠（基隆），臺灣（台南）和打狗（高雄）等四個港口正式對外貿易，宣教士也因此正式開始臺灣的宣教工作[2]。英屬加拿大人偕叡理牧師（George Leslie MacKay,1844~1901）是加拿大長老教會首位海外宣道師。於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來臺，來臺後先在臺灣南部學習閩南語，於隔（1972）年到滬尾（淡水）之後，便決定以滬尾為根據地，對臺灣北部開始進行宣教。綜觀他自1972到淡水至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六月二日病逝於淡水的這二十九年之中，創立超過六十間教會、一間西式醫院、一間西式學堂，還有一間女子學堂。所以從醫療、傳教、教育三方面論之，馬偕博士對北臺灣的貢獻及影響皆十分深遠。
二、道教的發展
漢人在淡水有組織的開墾，雖自清朝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即開始，但真正形成村庄，則要到乾隆二十五年滬尾及竿蓁林二庄的出現。我們雖可推測，自有漢人村庄的形成，淡水應當即有道教信仰的流傳；不過，這樣的道教信仰內容，大概只是個人及某些家戶中對道教香火、神靈的崇拜和住民居家的信仰習俗罷了。道教在淡水真正較有組織、規模的傳佈及建構，應當就屬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福佑宮的創建。蓋媽祖一神，雖起於民間，但最遲在明代，即被納入道教的神譜當中，且有宮觀的建立，亦必有道教玉皇上帝（通常以天公爐為代表）的崇祀，故我們實可以福佑宮的創建，做為道教信仰在淡水傳播的重要起點。此外，根據劉枝萬等學者的研究，現今北部正一派相當重要的一支──劉厝派，其來臺初祖劉師法（1662~？），大約在清乾隆年間，自福建漳州渡海來臺，並且先定居於淡水，其後，才遷往臺北。[3]由此來看，早在清朝乾隆間，淡水地區，即有天師派道士來此立壇，只是，此一道壇，並未因此在淡水生根繁衍；倒是大約在咸豐年間才傳入的靈寶派，日後反而成為淡水道教的主流。
清領時期傳入淡水的道教，除上述內容外，另有玄天上帝、文昌帝君、保生大帝、法主公、王爺等信仰的傳播及廟宇的建立；此外，還有天師、九天玄女及三奶等等道法的傳入。總結來說，現今淡水道教的主要內容，在清朝時期，基本上都已流傳到淡水，因此，清代可說是淡水道教的奠基時期。
三、佛教的發展
漢傳佛教傳入臺灣，一般認為是從明鄭時期隨著閩、粵漢人的移墾台灣，帶來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開始，主要是由僧侶、居士與庶民自發性的弘法佈教。[4]這時期的台灣佛教主要分為出家佛教與在家佛教兩種，出家佛教的宗派主要指禪宗系統的臨濟宗、曹洞宗二派，供奉的佛有：觀音、釋迦、阿彌陀佛、地藏王、達磨羅漢等，與後來的日本佛教幾無不同；在家佛教（即齋教）崇拜無生老母，以三教合一為理想，由臨濟宗變遷而來。[5]
明鄭時期台灣的佛教重心在台南地區，[6]後來隨著移民的開墾由南往北，佛教寺廟開始在北部出現。清領時期，台北地區最古老的艋舺龍山寺於乾隆三年（1738）建成，[7]而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淡水廳八里岔堡的大士觀（五股西雲禪寺前身）建立，[8]均可以看出佛教重心逐漸北移的軌跡。
(作者：蔡維民、蕭進銘、陳敏祥)
[1] 《重修臺灣省通志》，卷三，〈住民志‧宗教篇〉，第一冊，頁344。
[2] 中英天津條約第十一款「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，已有江寧條約舊准通商外，即在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，嗣後皆准英商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，至於聽便居住貸房買屋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，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，係照與五口通商無異。」中法天津條約第六款增加淡水一口，因為合約中有最惠國條款，淡水成為各國得以貿易之港口。詳見賴永祥著《教會史話》，第一輯，第九十六篇，〈臺灣之開埠〉，人光出版社，2000年1月初版二刷。
[3] 劉枝萬，《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》，臺北：中研院民族所，1967，頁49。
[4] 王見川、李世偉《台灣的宗教與文化》（台北：博揚文化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19。
[5] 增田福太郎《台灣的宗教》附說〈皇國精神與台灣的宗教〉，頁391-397。
[6] 闞正宗《重讀台灣佛教 戰後台灣佛教（正編）》（台北：大千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21-26。
[7] 《台灣省通志》卷二《人民志宗教篇》第二冊（台中：台灣省文獻會，1971），頁50。
[8] 《道光福建通志台灣府（下）》卷三十四〈寺觀〉（台北：行政院文建會、遠流出版公司，2007），頁1170。連雅堂《台灣通史．宗教志》載：「西雲巖寺在八里岔堡觀音山之麓，曰獅頭巖，乾隆三十三年胡林獻地建寺，一名大士觀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