淡水宗教發展：日治時期的
第二節 日治時期的淡水宗教發展
一、基督教的發展
明治二十八年（1895）臺灣依照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，馬偕設立的學校、醫館在他的爭取下能夠繼續經營，但日本政府有效的治理臺灣，改善公共建設、開設學校、建立醫院等，上述種種措施都讓馬偕博士於清末建立並引以為傲的學校、醫院日漸落伍[1]。
明治二十九年，同屬長老教會教派的日本基督教會派遣河合龜輔牧師來臺佈教，並派大儀見元一郎為臺灣之信徒慰問兼傳道視察員，兩者均與馬偕牧師、臺灣的教會維持相當和諧的關係。明治三十四年，馬偕牧師因為咽喉癌於六月二日病逝淡水，享年五十七歲，繼續其傳道工作者為1892年來臺的吳威廉（William Gauld）牧師。明治三十七年(1904)吳威廉、嚴清華等牧師向加拿大母會提出成立「中會」，以便促進臺灣教會的自給自治以及組織化。經加拿大母會批准後，同年十月四日於淡水理學堂大書院召開首屆中會「臺北長老中會」。會中決議將北部轄區內之教會分為十二堂會，並制定了牧師規則，使各堂會自立聘請牧師予以制度化，此乃北部教會史上一次重要的集會，也是北部教會踏上自治之途的第一步[2]。
明治四十四年(1911)，因淡水港早已失去種種的優勢[3]，故北部教士會決議將傳教中心由淡水遷轉首善之區臺北，並在臺北牛埔庄(今雙連)購地，擬建立神學教與醫院。大正元年(1912)「馬偕紀念醫院」落成，大正七年(1918)「臺北神學校」也告竣工，這時候的淡水教會漸漸成為單純的地方教會。
二、道教的發展
日治時期，隨著統治者及政策的改弦更張，淡水道教的發展，亦深受影響。在日治初期，日本當局對於台地民眾的傳統信仰，基本上採取寬鬆及不干預的態度，因此，原來的信仰皆得持續發展。比如，淡水靈寶派非常關鍵的一位道士施煥（1868~？），在日治初中期，即因其道法精湛，不僅收受弟子甚多，甚且，還曾多次受邀到中南部主持醮事。是以，此時期可說是淡水靈寶派最輝煌的時代。不過，到了日治後期，日本政府為了加速同化台灣人，故在皇民化運動下，針對台灣人的信仰，積極推行崇佛抑道、正廳改善、寺廟整理及寺廟神昇天等政策；由是，淡水的道教，自然亦深受打擊。比如，根據1938年6月11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報導，為了「打破舊有迷信弊風」及「確立敬神崇祖之觀念」，淡水郡約二十名道士，曾組成「淡水佛教修道會」，每週定期接受日語講習及佛事訓練，[4]試圖改造道教。由此可見，到了日治後期，淡水地區的道壇及道教廟宇，必然深受衝擊。
三、佛教的發展
日治時期（1895-1945），台灣佛教重心已由台南地區轉移至台北地區，從日本佛教的弘法中心皆設於台北，以及當時台灣本土佛教的四大法派（基隆月眉山靈泉寺、台北五股觀音山凌雲禪寺、苗栗大湖法雲寺、高雄阿蓮大岡山超峰寺）中，有兩派是在北部，都可以看出佛教重心的北移。[5]淡水的慈修禪寺與觀宗寺便興建於此時期，觀宗寺的前身還曾是日本淨土宗的佈教所。[6]
(作者：蔡維民、蕭進銘、陳敏祥)
[1] 姚聰榮主編，蘇文魁、王朝義、陳有信執編，《淡江中學校史》，頁46，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，2000年10月再版。
[2] 黃六點主編，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大觀》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出版，1972年，頁69。
[3] 因淡水港航道、港池受上游流砂游積，河底隆起，河口砂洲顯露，稍大船舶進出不便，同時期總督府大力建設基隆港，兼以基隆－台北間鐵路便利，甚可通達台灣西部各大城市，加上島內陸上公路網逐漸形成，使原本負起島內、外運輸任務的淡水港被基隆港所取代了。程全生，《中華民國交通史（上）》，台北：華欣出版社，1991，頁815。
[4] 闞正宗，〈司公與乩童──日本「皇民化運動」下道士的佛教化〉，《玄奘佛學研究》11：104。
[5] 闞正宗《重讀台灣佛教 戰後台灣佛教（正編）》，頁26-27。
[6]《民國八十三年度 淡水文化資料提引──以淡水為台北縣文化示範之評估報告》，（台北：滬尾文史工作室，1994），頁51。
[7]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，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》，台南市：台灣教會公報社，1965，頁282~291。
[8] 其佈教地點稱為「王國聚會所」，在「淡江科學園區內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