淡水宗教發展： 戰後至今
一、基督教的發展
昭和二十年（1945）日本投降，「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」被宣佈解散，並歸還從臺灣教會霸佔的機關及資產，「淡水中學校」與「淡水女學院」重新由教士會接管[1]。但在淡水的教會事務方面，戰前、戰後的差別其實不大，主要也是因為宣教中心已移致臺北的緣故。總而言之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淡水雖然已經不是北部長老教會的宣教中心，但經過長久的發展，基督教已深耕於淡水。
光復之後，淡水基督教主要是「長老教會」與「天主教」兩個教派。前者以淡水長老教會為主，後來開設了「國語禮拜堂」（1955）與「竹圍教會」（1970），至於其他教會之開設則是到了1990之後才開始；後者則以「法諦瑪聖母堂」為主，另有「聖本篤修院」（1961）之建立。四０年代，召會聚會所（1952）開始在淡水宣教；五０年代之後，真耶穌教會（1963）也開始在淡水佈教發展。2000年以來，因著「淡海新市鎮」的形成，加上基督教都會區宣教活動的興起，淡水又快速增加許多教會，但是除了「淡江教會」之外，其他教會之發展規模皆不大。
在其他教派方面，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（摩門教）（1975）、統一教（2000）也在淡水分別有據點，「耶和華見證人會」原在淡水也有佈教[2]，但現今已停止聚會。
二、道教的發展
戰後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，其統治初期，因實施戒嚴，故對於台地的宗教信仰活動，採取一種較為管制緊縮的政策。不過，這樣的政策，對於淡水當地的宗教，似未出現太大的影響。從現今淡水已進行登記的五十四間廟宇來看，除了民國四十年代，因局勢緊張、經濟貧乏等因素，完全未見廟宇的興建外，五十及六十年代，即各有十間及九間廟宇的創建，為戰後各年代最多。顯見，當政局及經濟情勢逐漸穩定後，淡水地區的宗教信仰，亦迅速興復。國民政府政策對淡水及台灣道教最大的影響，應當是廟宇登記的推動。因為這樣的政策，而使得原本並無明顯宗教教派歸屬的民間宮廟，在進行登記後，都成為道教廟宇，這自然使得淡水道教的陣容，因此政策的施行而大幅的擴充。倒是淡水的靈寶道壇，大約在八零年代以後，因為社會形勢的變遷及宗教信仰的多元化，使其賴以為生的喪葬功德儀式案件，亦大幅減少，連帶也導致淡水靈寶道壇的衰微，甚且面臨傳承不接的情形。整體來說，戰後的淡水道教，特別是在解嚴之後，除靈寶道壇外，大致皆呈興榮的方向發展，特別是民間道教的廟宇及神壇，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冒出。不過，戰後幾個新興的道派，並未見到傳入淡水的情形；倒是在民間六十年，由黃阿寬等人所創建的無極天元宮，現今則成為台灣民間會靈山運動的重要聖地之一。如是的發展，自然也呈現出傳統制度化道教的衰頹，而民間道教的蜂起盛行趨勢。
三、佛教與齋教的發展
台灣光復以前，淡水的佛教型態主要屬於「民間佛教」；光復之後（1945-），國民政府實施長期戒嚴，對淡水佛教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。戰後台灣｢漢傳佛教」的分期，大致分為三個時期，第一時期是戒嚴前（1945-1949），此時期屬於放任狀態的過渡期，第二時期是戒嚴時期（1949-1987），是台灣佛教進行改造與發展的階段，第三時期自解嚴至今（1987-），是台灣佛教的變革期和批判期。[3]淡水佛教寺廟的發展，因為戰後戒嚴的關係，在戒嚴時期只有三座寺院成立，其中，一座在戒嚴近三十年後始建，另兩廟則在解嚴前一年（1986）成立，[4]這現象似與江燦騰所說的「台灣佛教真正顯著發展仍要到1980年以後」[5]之說相謀。1987年解嚴之後，台灣佛教開始蓬勃發展，淡水多數的佛教寺廟與精舍也多是建立在解嚴後。
今日淡水的佛教寺廟，除了在區公所已登記有案者外，就實地查訪所得，仍有不少精舍淨苑道場的存在。相較於解嚴前淡水佛教寺廟的數量，目前淡水佛教的傳布點已明顯增加不少。不過，與淡水道教宮壇數量的對照，佛教寺廟比例還是不及道教。
(作者：蔡維民、蕭進銘、陳敏祥)
[1]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，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》，台南市：台灣教會公報社，1965，頁282~291。
[2] 其佈教地點稱為「王國聚會所」，在「淡江科學園區內」。
[3] 見江燦騰，〈從戒嚴到解嚴：戰後在威權陰影下發展的台灣佛教及其相應變革〉，收入《台灣佛教史》（台北：五南，2009），頁328-337。
[4] 前者為興音寺，後者為法燈蘭若與妙覺寺。
[5] 同前註18，頁335。